文化

民谣的“返城高峰”

字号+ 作者:瞭望周刊 来源:www.outlookweekly.cn 2017-05-03 14:10 我要评论( )

民谣正在向城市的心脏不断靠近,它描摹了最真实的众生世相

  过去的3月,新民谣代表人物钟立风不声不响地推出了新改编的民谣单曲《武汉这些天一直在下雨》,就像前段时间走红的赵雷的《成都》,触及了一座城市的情感内核。

  一波民谣的“返城高峰”,正在形成。

  而近年来在网络上传播已久的民谣人物地理分布图,也再一次被乐迷翻出。从东北的丢火车乐队、内蒙古的九宝,到新疆的楼兰盒子、青海的野狼、四川的声音玩具、西安的马飞,再到海南岛的伟大科学家、宝岛台湾的四分卫,似乎每一座有故事的城市,都已被民谣歌手“圈地”。

  用民谣书写的城市乐章,散发着“一方水土一方人”的灵气,牢牢地抓住了听众情感的“归属地”。这让民谣不像一座城市的标签,倒更像是拴在标签上的那根线。由它串联起来城市的过往,连接着现实通往未来的路。


  “高产”城市的特质

  维基百科上有一个列表,上面罗列了关于纽约的5000首歌曲。这5000首歌曲表达了音乐世界里的人对纽约的诠释与理解。

  在中国,自媒体人王登科将30个具有代表性的中国民谣歌手、乐队的1500首歌曲中出现的城市进行了梳理,北京和上海是最受青睐的两座城市。

  北京是现代文明与历史交融的复合体。这里既有赵雷在《北京的冬天》中“北京的冬天太冷/我没有足够的衣裳过冬/北京的冬天太冷/我找不到足够的食物/北京的冬天太冷/我如何温暖你我的爱人/北京的冬天太冷/我也无法承受”的苦涩感受,也有钟立风《南锣鼓巷》里“一个风里奔跑着的孩子/在歌声里摇摆/黄昏的大街上/洒满了夕阳”的历史沉淀感。一座现代化大都市带给年轻人的现实,让民谣的味道与众不同。

  上海则因其金融都市的海派文化,孕育了《再见文汇路》《上海三月》这样的浪漫气息浓郁的情怀作品。同样是兼具节奏快、压力大的现代生活与极其光鲜的城市历史,海派民谣里有阿肆《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》中上海女孩繁忙生活里的感性心思,也有戴荃“这上海/无人来/往事已故此景谁还在”这样的老上海腔调。

  从城市发展进程的角度来看,北京与上海能够得到民谣歌手的垂青,一方面是因为发达的音乐市场聚拢了更多的音乐人才,老城丰富的人文环境作为音乐创作的温床,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感情抒发的对象;另一方面,两座城市都有着不可否认的生存高压感。“文章憎命达”,坎坷的追梦之路让怀才不遇的音乐人平添了许多忧愁与慨叹,也放大了平凡生活中的幸福与感动。这些客观条件带来了民谣创作最可贵的独立精神。

  放眼全国的一线城市,深圳、广州之所以难以成为民谣歌手的咏叹对象,无非是二者没有兼具北京、上海的两个特性。深圳作为新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,对科技人才的吸纳成果不足以招揽更多的文艺创作者慕名前往。而广州地道的市井文化,更是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城市高压带来的生存窘迫。

  相比而言,近期成都却“一炮打响”。这座西南重镇并不是因为一句“走到玉林路的尽头/坐在小酒馆的门口”而大放异彩,赵雷让成都走红的根本原因在于,他将北京模式下的民谣创作风格,移花接木地挪用在了成都身上。赵雷身为一个北京“土著”,他的创作基因里写满了对北京复杂的爱与恨。成都的出现,不过是换用了一个本体,全国各地多版本改编《成都》的风潮印证了这一点。

  其实,任何一座城市都可以替代成都,哪怕是铁岭抑或是马鞍山。


  地域文化成就“二线”城市

  优秀的民谣歌手感知着一座城市多元的地域文化,由此描绘出民谣本身特有的地域性色彩。在北京、上海之外的许多城市和地区,还保留着极其深厚的地方曲艺文化。更多的音乐人从小对此耳濡目染,这些地域文化,成就了今日民谣创作中百花齐放的“二线”城市特色。

  来自西北地区的野孩子乐队,作品中融合了陕北信天游、宁夏青海的花儿、陕西的秦腔三种音乐形式,《黄河谣》是他们极具民间特色的代表作品,“唱响一支黄河谣/家里面下雪的时候/走出了家/走出了兰州/两脚还在雪里头”有着苍凉雄浑的情怀;成立于兰州的低苦艾乐队,作品紧紧围绕黄河边上的兰州城展开,代表作《兰州,兰州》描摹了“从此寂寞了的白塔后山今夜悄悄落雨/未东去的黄河水打上了刹那的涟漪”的文艺派西部城市的情结。

  相当多的民谣作品诞生于兰州,所以有人赞叹:西北是中国民谣的根,兰州是西北民谣的魂。

  发迹于黑龙江哈尔滨的二手玫瑰乐队,将东北地方戏二人转与民乐和实验性摇滚风格融合,代表作《仙儿》在二人转“九腔十八调,七十二嗨嗨”的唱腔中,隐隐映射出东北萨满教的神秘气息;出生于贵州省毕节地区织金县的尧十三,作品里回荡着西南地区风格鲜明的贵州方言,作品《寡妇王二嬢》使用了平白的生活用语,“二嬢二嬢,我给你讲我家饭杂实香,我阿妈削个洋芋捡点芫荽烩个油酸汤”,仿佛重现了织金县的男子求偶的画面。

  用民谣书写一座城市的记忆,更多来自创作者的个人经历。这在音乐细分市场日渐繁荣的今天,足以唤起一个群体的感知。一个歌手一把木吉他的入圈门槛,使民谣吸纳了各行各业、形形色色、身份各异的乐者与听众。

  无论是在北京、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,还是在兰州、银川这样的并不发达的城市,民谣正在向城市的心脏不断靠近,它描摹了最真实的众生世相。民谣歌手李志的《热河》,仿佛在用纪录片的手法回顾着南京:“热河路就像/八十年代的金坛县/梧桐垃圾灰尘/和各式各样的杂货店/人们总是早早的离开/拉上卷帘门/在天黑前穿上毛衣/点一根烟”。当摇滚与朋克释放着年轻人的冲动、愤怒和激情时,民谣正是用这样轻柔直白的字句,解读描述着我们正在经历的生活。

  民谣从地域文化发端,再回归到每个人的生存状态,造就了今日民谣在城市解读上的“接地气”。


  民谣里的“诗和远方”

  在城市民谣势头正盛之时,民谣界似乎也在逆势而动,涌动着一股“去都市化”的暗潮。南北方、理想、姑娘,构成了当下热门民谣的三大主题。而承载着这类意象的城市却不是北京这样的一线都市,也不是西北或东北地域文化特色鲜明的二线城市。“去都市化”的主战场集中在丽江、大理、台湾的九份、淡水这样的“小众”情怀爆棚的袖珍型地区,以及山川河流、不知名的乡镇、村落。

  丽江和大理虽然在行政区划上是市级城市,但它们作为民谣里的抒情对象,却集中体现了人们对“远方”的向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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